从鄂尔多斯历史看中华民族共同体

　　 过去几十年间，鄂尔多斯从内蒙古贫困落后的地区，发展成为全国领先、世界注目的地区。这样的变化，除了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还需要探究深层次原因。毫无疑问，党的领导、政策指引、改革开放是根本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地区历史形成的各民族凝聚力和共同体意识。

　　自古以来，鄂尔多斯地区就是众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春秋战国时期，林胡及楼烦迁移至鄂尔多斯。在战国时代，匈奴主要活动区域就在河套及阴山一带。秦汉以后，鄂尔多斯地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最早组成部分，设郡置县，持续开发。历朝历代将大量中原移民迁移到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边塞地区，屯垦戍边。与此同时，继匈奴之后，鲜卑、乌桓、羌、敕勒、突厥、党项、蒙古等民族不断进入这片地区。公元5世纪，匈奴的一支铁弗部，在鄂尔多斯南部建立了“十六国”之一的大夏国，也就是著名的赫连夏，都城统万城就在今乌审旗与靖边县交界处。之后，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统辖下，敕勒人驻牧鄂尔多斯地区。隋唐时期，一部分突厥部众被安置在鄂尔多斯地区。唐朝设置了被称为“胡州”的羁縻州管辖突厥部众。 

　　15世纪中叶，蒙古鄂尔多斯部进入河套地区驻牧，此后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们在这里发展畜牧业，继承蒙古族尊重自然生态的传统，世世代代呵护草原；保留蒙古族传统祭祀文化，传承至今，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明朝，他们积极同中原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清代以后，与走西口的中原移民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清末，坚决反对沙俄支持分裂蒙古的阴谋，维护国家统一；抗战时期，抵制伪蒙疆“自治”，争取共产党支持，将成吉思汗陵迁移后方；支持和平解放伊克昭盟。蒙古鄂尔多斯部在这一地区为经济开发、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鄂尔多斯地区活动的各族人民都对开发鄂尔多斯作出了贡献。他们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开发和治理，为实现“大一统”提供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使鄂尔多斯地区始终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秦汉时期开始，大批中原移民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耕工具带到了鄂尔多斯地区，在沿河河滩等地发展农耕业。游牧民族进入鄂尔多斯地区，充分利用这里良好的天然牧场条件，发展畜牧业。他们把鄂尔多斯作为重要牧业基地，畜产品成为与中原进行大宗交易的传统商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用了两年半时间，役使各族民众，由咸阳从南往北穿越鄂尔多斯高原，修起了一条通向九原郡治所（今包头市西）的直道，把京卫重地和边防重镇连结起来。公元413年，赫连勃勃役使各族民众，在鄂尔多斯南端营建规模宏伟、建筑精美、风格独特的都城统万。这座草原城市的遗址，记载了1600多年前鄂尔多斯地区各族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创造。 

　　今天，我们看到的精美的匈奴青铜器、汉画像石、凤凰山汉代壁画、阿尔寨石窟、百眼井、西夏印章、宋代墓葬、蒙古族三大文献以及多种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印证着鄂尔多斯历史上活动过的各民族的创造和贡献。这些民族有大有小，在此活动的时间有长有短，但无论是哪个民族，都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可以说，鄂尔多斯地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共同开发鄂尔多斯的历史。 

　　考察多民族地区的历史，不仅要了解每个民族的创造和贡献，还要厘清民族关系，这是一个基本的着眼点。从鄂尔多斯地区历史可以看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有一种相互需要、产品交换的依赖关系，农耕经济成为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体系的一部分，边疆地区的畜牧业经济也成为中原经济和社会生产生活体系的一部分，彼此不能缺少，从而连接成一个互相补充的社会经济整体。在某种意义上讲，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在政治上的战与和，一般都是为了达到经济上的联系和依赖。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和依赖，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为一种内聚力、向心力，成为紧密联系各民族的纽带。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日益巩固。上世纪60年代初，内蒙古呼和浩特、鄂尔多斯等地接纳了来自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的3000多名孤儿，蒙古族同胞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这些“祖国的孩子”，用大爱谱写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1968年，鄂尔多斯的鄂托克旗、乌审旗接纳了1000多名江苏知青。对于这些青年来说，草原是家，也是学校。他们长大了、历练了、成熟了，许多人又回到南方建设家乡。 

　　从历史到现实，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就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过程。这个特点，在鄂尔多斯是非常突出和鲜明的。今天的鄂尔多斯，不仅有令人惊叹的一系列发展数据、日新月异的变化、暖城的形象、绿色的环境，更有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鲜明风格，充满活力、民心凝聚的浓郁氛围，扑面而来的自信心、自豪感。 

　　这一切，来自历史的传统，来自文化的力量，来自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激发出的蕴藏于精神世界的情感共鸣、价值共识。今天，鄂尔多斯各族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历史经验，更是走向未来的必然选择。